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理智与情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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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一些使用人数相对较少的语言正濒临消失。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与智慧,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损失。近日,美国蒙大拿大学环境学副教授罗莎琳·拉皮尔(Rosalyn La Pier)在“对话”网发文称,9月,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比尔·沃克(Bill Walker)宣布,阿拉斯加州正处于“语言紧急状态”。他提到,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再不采取行动,该州的20种美洲土著语可能在21世纪末全部消失,由此引发了多国学者对濒危语言的关注。

       人们常说的是“生物多样性”,但是随着我国新时代新思想的到来,社会矛盾也进入新阶段,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的“语言多样性”发展问题。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而恰恰我们不同的语言就代表了我们不同的文化,它是不同文明的载体,甚至它自身也是这种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今天,我们在说着单一的“普通话”的同时,也请不能忘记我们多样性的“方言”,它是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大量语言处于濒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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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语言;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情感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当今世界上有超过7000种语言,其中大约1/3的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其使用者不到1000人。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只使用23种语言。20世纪约有600种语言消失,而现存的语言正以每月两种的速度继续消失。按照目前的趋势,世界上多达90%的语言可能在21世纪末之前消失。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019年定为濒危语言保护年,鼓励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濒危土著语保护。

        “普通话”在广泛普及和使用的同时,我们的“方言”不可避免的会面临着濒危的境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绘制的《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东北地区、陕晋黄河中游地区和西南边境地区列为中国濒危语言最集中的地区。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孙宏开教授介绍,有几种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完全失去交际功能的状态,如满语、畲语、赫哲语、塔塔尔语等;有20%的语言已经濒危,如怒语、仡佬语、普米语、基诺语等;40%的语言已经显露濒危迹象或正在走向濒危。在世界上语言消失速度最快的5个热点地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中南美洲、北美洲位于太平洋海岸线以北的地区、西伯利亚东部以及美国俄克拉荷马州西南部。所有这些地方都居住了使用多种语言的土著民族,但这些土著民的数量正处于减少之中。“普通话”的普及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废弃“方言”,抛弃民族的艺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方言”是我们不同民族文化的结晶,所代表的一种地区文化特色是“普通话”无法比拟的,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曾这样描述维吾尔族语:“真是怎么复杂怎么来呀!而它们又那是那样使我倾心,使我迷恋。·······我欣赏维吾尔族语的铿锵有力的发音,欣赏它令人眉飞色舞的语调,欣赏它独特的表达程序······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韵味,是一种奇妙的风光,是自然风光也是人文景观。”可想而知,不同民族的“方言”是何等的魅力十足,何等的富有人文艺术?

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拉皮尔在文中提到,语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知识,也蕴含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消亡与植物或动物的灭绝一样严重。一种语言一旦消失,它所承载的传统知识也会从社会中消失。因此,阿拉斯加州土著语的消亡,不只是阿拉斯加州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们应该像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样,保护我们的“语言多样性”,将多样性的“方言”带入课堂、带入书籍、带入家庭······不要让丰富多样性的语言变得“正统而单一性”,恰恰是应当让它变得“土气而多样”,进行恰到好处的保留,恰到好处的包容,恰到好处的保护和使用,使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更为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有着更为自信的文化认同,有着更为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让社会主义文化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兴盛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鼓励优先使用土著语言

不久前,在甘肃省会宁县闭幕的第18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上,教育部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有70%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只能听懂的单向交流,相当于全国仍有约4亿人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语言学副教授尼克·蒂贝格尔(Nick Thieberger)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性。第一,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看,语言具有很高的传承价值。然而,濒危语言使用者往往是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可能是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也可能是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需要承认他们的语言,并尊重他们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进而避免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受到破坏。第二,从语言学和语言多样性的角度看,保护濒危语言意义重大。一些土著民族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当地土著群体使用的语言就是其文化的载体,不同地区的土著民族形成的不同文化,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当今世界,人们需要保护濒危土著语言,保护语言及文化多样性。

短短的一则消息拨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人们在就推广通用语言的话题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开始惦记各自家乡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然而,濒危语言保护工作在现实中遇到许多困难。蒂贝格尔举例说,在许多地方,文化殖民主义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一些人认为,土著语言不适合现代社会,从而导致反对使用濒危语言成为一种常态。蒂贝格尔建议,各国政府应当鼓励土著民族优先使用土著语言来教育后代。

“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

人工智能助力濒危语言保护

“当我想到我的语言不再活在人们的嘴上,一个比我自己死去更深的寒冷传遍全身,因为这是所有我这类人的集体死亡。”澳大利亚诗人戴维•马洛夫(DavidMalouf)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自己民族语言濒危所带来的惶恐与沮丧。语言的死亡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沉重打击,但与残酷的生物界一样,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语言注定要遵循一套共同的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国外的语言学家在上世纪末便忧心忡忡地发出预警:世界上的6000多种语言(最近更新的数据超过了7000种),将有三分之二的数量在21世纪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993年确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9年又确立每年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一大批以抢救濒危语言为诉求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这股思潮很快从西方传到了多民族、多语种的中国。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珍妮特·威尔斯(Janet Wiles)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为保护濒危语言提供一条可行之路。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土著语言语音识别新技术,记录各种濒危语言,并对其进行分类归档,为未来的使用者和研究者提供视听材料。

于疆域广阔、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语言消亡的例子并不鲜见。曾在西夏、鲜卑、契丹、女真、焉耆、龟兹等北方地区使用的语言,以及梵语、巴利语、高卢语、赫梯语(古代安纳托里亚,今土耳其)等一些色彩神秘的跨境语种,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考证的对象,无法再实现语言的正常功能。“语言死了就不能复生,世界上迄今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希伯来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厦是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他在10年前就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中涉及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文等特征鲜明的濒危语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急剧发展,导致一些小语种出现濒危现象,及时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这对中国语言的抢救都有好处。”戴庆厦做过调查,中国的濒危语言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形成的,比如说满语,满族的八旗子弟入关后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清廷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提倡学习汉语,因此从康熙元年到雍正初年,汉语越来越普及而满语逐渐走向低谷,到19世纪初,吉林的满人已经不会满语;又如湖南一带的土家族,他们开始使用汉语可以追溯到隋唐,到清朝时,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语言的转化。“我去湘西调查过,只有少量地区还在使用土家话,这确实属于濒危语言了。”另外一种情况,戴庆厦称其为“语言的衰退”——使用范围变小了、年轻人兼用通用语的多了,“我觉得要区分濒危与衰退,在半个世纪内,中国语言真正发生的濒危现象不多,反倒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多。”

威尔斯及其团队研究了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130种语言,并在当地社区采集了大量音频资料。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记录了近5万个小时的音频资料。威尔斯说,如果用传统方法录制相同的内容,会产生200万小时的音频文件。

NBA投注盘口,濒危语言在中国热闹了二十多年,戴庆厦在肯定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语言学界与一些地区热衷于濒危语言的工作,原因有二:一是打着抢救濒危语言的旗号去申请项目,二是有的地区希望借此拿到优惠政策。”戴庆厦举了云南通海“嘎卓”的例子:“我去过那里多少次,这个语言发展得很好,没想到去年一个会议,当地一个搞研究的人提出,嘎卓的语言也是濒危语言。我说不可能的,因为还有98%的人在使用。”他直言,目前的中国学界,濒危语言研究出现了一种夸大的倾向,这就不利于摸清真实情况。“包括方言在内,沪语告急、粤语式微,功能衰退能不能说是濒危?我们这代人的古文水平肯定不如上一代,那么下一代人的语言能力不如上一代人是不是属于濒危?”戴庆厦坚持要对濒危语言做准确、科学的定性,并对整体现状做一个切合实际的调查和考量。

威尔斯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濒危语言保护工作中的作用持乐观态度。她认为,虽然濒危语言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濒危语言数据记录工作的效率,为濒危语言保护工作争取宝贵的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孙宏开与濒危语言打了几十年交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想引进国外出现的濒危语言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语言问题。但一开始有些人不赞成,公开表态中国不存在濒危语言。因为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所以没人敢反对,我们只能换个说法来开展濒危语言的研究——空白语言调查、新发现语言调查。”孙宏开回忆道,将濒危语言真正提到台面上是在2000年,其背景是国家民委收到了很多呼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提案,随后委托《民族语文》杂志社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来研究这个专题。据说,最初还是不让叫濒危语言,用语言生态问题取而代之,过了两年,上面的领导也主动提起了濒危语言的概念。“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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